「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

黃瑞茂 

 「大地環境藝術祭」的啟示 

「大地藝術祭」是基於信濃川二側溪谷地所發展出來，舊稱「越後妻有」這個區域作為基礎，因為近日本海水氣盛，當北風下來，一年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日子是在風雪中，也稱「雪國」。站在高處瞭望，視野二側的山群上的以柏樹為主的林木，並不是停止在集落的周邊，而是進到集落中，山林從宅地田園延伸到遠山市街中的空地維持野地狀態。「棚田」（梯田）填充在谷地之間。
這些分散的「集落」，除了居民所在的宅地之外，尚包括宅地周邊的沒有經過太多整理的小片段坡地，成群的柏樹成為宅地的阻擋風雪的作用。

因為地理所形成的獨特環境特質成為了歷屆藝術祭的核心議題「里山」概念的真實景觀經驗。所以當維持「原風景」的景觀條件，因為是全球化力量對於在地經濟條件所造成的破壞，深刻的成為北川富郎的策展論述的前言。 

「里山」是一種生活中的用語也是世界觀，成為生活世界的景觀背景，可以描述、可以體驗、可以生活的所在。相對於台灣「社區營造」的「まちづくり」，「まち」是指「人群聚集的地方」，「づくり」則是指「造、作」等。這個字詞在日本市生活中的用語，所以可以看到一種面對生活空間的態度，可以深深在市街或是集落空間中感受到生活方式。相較之下，臺灣的「社區營造」是一種政策，雖然在短短幾年間成為一種運動，也造成普遍意識的提升，但是「資源分配」有成為後續推動的問題所在。沒有誰優誰劣的問題，這樣的跨文化學習的經驗中，「里山」又是一個可以提供討論「以大地為名」的環境藝術或是營造的思索之道。

因此「大地環境藝術祭」精彩之處在於超越個別作品的意圖，是值得住下來細細品味的展覽，而不是趕忙地按著手冊去「收集式」的觀看個別作品。細緻的歷屆作品集與發展極為成熟的「指南」已經將策展論述與議題銘刻在行動所發生的土地上。 在有限的參訪經驗中，這一次「大地藝術祭」的作品雖然沒能夠全部看過，但是在找尋與參訪的過程中，對照著書面資訊所聯結在地產業、教育機制、在地社會的轉變等等，居民的認知轉變，但是整個策劃過程在於策劃能力的紮實。參訪的作品中，特別關注在有一些藝術家在這個平台上，創造了另一個層面的意義，例如蔡國強的「龍現代美術館」，每一屆都邀請不同藝術家進駐創作。川俁正為藝術評論家中原佑介所設計的研究機構，借用一棟閒置的學校建築，收藏了他所遺留的美術圖書與相關資訊資料成立了「CIAN：地域藝術研究所」。或是橫濱藝術機構「BankART」在「桐山之家」所設立的「藝術村計劃」，或是台灣達達差事團隊與穴山集落所建構的密切關聯性，共同完成了《遶・境-祈福之旅》計畫。這些作品已經開始產生擴散作用，激起另外一波的創意表現，早已超越了既有的策展框架。而豐富的「大地藝術祭」對於當地的多面向作用也都可以順著參訪的路徑去體驗到。策展團隊成立了 ＮＧＯ除了對於作品的持續照顧機制的建立之外，也發展了關於稻田耕作與產業的關係。

 創意能量，政治計畫與之後 

八四年由文建會所啓動的「全國文藝季」，提出「人親、土親、文化親」口號，開始以政策來回應解嚴之後所浮現的藝術、人與土地之間的議題。從在地文化復興運動接上觀光化的熱潮，於是種種「創造的傳統」在島嶼延燒。從地域的「屏東鮪魚祭」到族群動員的「桐花祭」等等。第二波的環境藝術行動，在地方經營者的摸索中成為重要的可以分享的經驗，如台南「海安路」或是嘉義的「北回歸線」等相關計劃，或是台北市的「公共藝術節」等等，這些經驗（可以參考國藝會所進行的相關研究計劃「藝術的社會參與專題研究計劃」與「台灣社區藝術行動案例調查研究計劃」）擴大了跨領域的視野以及許多還在進行的辯證。

這些我們所暫時歸類的「環境藝術」，在台灣社會轉變過中點點滴滴的從所在中浮現，且往往是從地域認同作為起點，也共同分享了「療癒系」的環境議題。基於此，一種整合多種藝術形態的「節慶設計」已經排上工作議程表，透過這種空間、時間與人間的整合式計畫，將現代藝文與傳統經驗結合起來。作為「節慶」的操作形式，面對機制的協商而轉變了作品的意義，豐富了關城市與鄉村的形象。
但是，這些將「節慶式」活動與在地文化經驗及生活世界相結合的意圖，在現實中被政治意圖給吸納，成為一種粉飾的「工具化」，累積的在地文化工作能量，成為政治動員的操練，最後淪為「工程發包」成為一種模式，公關公司的平板操作模式取代了文化質感，孕育中的文化形式成為龍套！這十年中最為嚴重，中央與地方政府只剩下操弄「民粹」的本事，而是「形象工程」取代基礎設施工程，煙火式的活動取代了地域文化與培育，過度消費國際化而欠缺對於精彩的互動經驗的關注。參與其中的民間能量參與的熱忱已經成為一種反撲的力量，針對這樣的文化政策進行批判！

 創意的「設計術」 

一次次的「大地藝術祭」每隔一段時間就提醒我們「在地球環境時代中，美術的可能性」，直接回應藝術作為中的一種「整合的心智狀態」。暫時稱之為「設計」或是「策展」，這個需要改變「你做社造，我來創作」或是「策展人只是一種藝術行政的操作工作，是替大家服務的」傳統思維。所以策展能力包括論述、創作概念、環境倫理與作品設置的社區（城市）與基地論述，以及一些工程技術上的要求（安全）等等的「計畫」能力。在這個基礎上，藝術與城市或是鄉村世界的互動成為一種交錯前進的可能。
這十年是最壞的時光，從節慶化淪為煙火式活動，口號成為創意的載體，主政者換人也就換另一個口號，背離了節慶的韻律與節奏。這樣的結果除了燒錢之外，還有什麼作用呢？在淚眼中，我們透過種種的努力與突破而留下有影響力的小小作為，稱之為「創意的行政設計」。學習細緻地重新去閱讀這些個案，提出來分享，尋找下一次的機會。這個處境就像收集蓋章的遊戲一樣，在我有限的經驗中我嘗試去捕抓以下的經驗，作為說明，只是不知道上限是多少枚可以換一尊公仔。 

在「迪化汙水處理廠公共藝術」為基礎的第二屆「公共藝術節」，在這個初發的公共藝術基金操作案例中，開了一些不同的出口形態，提出了「臨時」與「永久」的概念，擴大了公共藝術的可能性。從過去固定的視覺藝術形態肆放出來之後，詩、文學、音樂、數位表現與商業攝影等等創作提案形成一個多樣而交錯的網絡，在長時間的社區互動，這些作品連結了社區居民的想像，發展成為不同的藝術行動。特別是從場所（時間、空間與人間）所建構的的幾個作品，在低調的設計概念中，逐漸在社區生活行為中發酵。這樣的操作重新界定公共藝術的核心，他們關心「社區轉變了嗎？」超越了單一作品的公共意圖。
在這個計劃中，台北市政府一開始強調公共藝術設置與社區互動的重要性，提出了「先公共，後藝術」作為宣誓。但是，最後在對於蘭州派出所保留與否的爭議中，還是沒有看到政府單位對於社區參與成果的信任，一聲令下將蘭州派出所拆除，同時也將社區過程所累積對於市政府的信任感歸零！但是相關的經驗已經成為案例，擴大了往後在他處的公共藝術的操作可能。

這些操作形態的改變可以說是一次次的縫隙中作戰，在策展團隊與基層行政人員一次次協商與共識中發展出來。再舉「寶藏巖」藝術村階段為例，經營團隊透過藝術家進駐的「微型群聚」的方式，「以藝術為名」跳開了BOT等等採購法的限制，以經營為目標與務實操作為念的作為下，整備了「園區」的框架，多樣的「藝術家」帶來了多樣態的藝術操作可能，也在「群聚」中鋪陳了公共的網絡，將框架填充起來。這些設施與藝術之間有機的連結，是在一連串的創意行政的縫隙中被孕生出來。
這些點點滴滴的創意遍佈在一次次的事件與行動中，其中所勾勒的種種機會，相信已經擴大了「美術可能性」，從跨域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張藝術行動密集分佈的生活地圖，這是城市設計的新取向，這是新形態的展覽。

 結論：偉大城市不等待！ 

最近對於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關注已經成為一種風潮，除了邀請策展人來台灣提案參與相關工作之外，也有許多隊伍出發前往越後妻有的大地環境藝術祭進行參訪。去看好作品當然是參訪的重要目的，而在這些旅程中，如果可以將過去五屆的作品做一個時間檢索，更可以在展覽 結束之後到下一次藝術祭開展之間，看到這些作品經過時間，對於所在社會的作用。來自於公部門、策展團隊與當地生活者的的社會性轉變已經成為這些作品的一部份。當離開這個地域，迴響仍在！

台灣在政治與社會劇烈轉變的過去三十年中，民間與公部門的互動過程中，發展出了許多的論述，或是被吸納成為政策。如果我們將視野拉高一些，階段性回頭去盤整台灣的相關經驗，從真實的世界改變來看，其實是精彩的，看到能量與潛力，也肯定許多人參與其中的創意想像與堅韌的執行意志與能力。而我們所欠缺的是一個可以容納創意而願意自我改造的政府。在這樣的條件下，太快去引用或是一窩蜂地大談一個接著一個國外案例作品或是相關理念，看起來只會再一次過於簡化的回應政治意圖而已。所以我們要提升的不只是論述的編織能力，而是如何進行那些讓編織得以進行的政治環境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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